“田间课堂”助春耕

与此同时，当前新媒体环境下，涉政治言论实际上很难存活，当网民对政治议题发表见解时，网络管理员常常会担心产生不良社会影响而将此类言论删除，因此网络删帖与网民表达权、知情权、监督权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时常引发激烈的社会震荡。

[5]参见吴建雄：《开创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现代化的新境界——坚持和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7—17页。换言之，纪委监委合署办公后，以往纪法、法法衔接不畅导致的监督盲区被打破，犯罪有人管、违法无人问的情况得以改善，纪检监察机关可以用纪律和法律衡量党员干部以及公职人员的言行，一方面，对党员干部遵守纪律的情况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对公职人员行使公权力的情况进行监督。

[15]参见毛泽东：《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方针》（1954年4月），载氏著：《毛泽东论新闻宣传》，新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130页。[32]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4月19日），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行政监督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按照法定程序、权限和方式对自身的行为进行监督。一方面，现存多数舆论监督并非本文所指对公权力的监督，而属于对社会中其他各种不良现象的揭露。在经历报刊监督、广播电视监督后，新时代网络监督的诞生与发展打破了传统借助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常态，人民群众作为舆论监督的主体得以回归。

长此以往，舆论监督或直接流产，或遭遇合法性危机。推动平台一体化建设时，应借助现有中央、省、市、县（区）四级纪检监察机关举报平台，连通公安等职能部门以及各政务部门，规范信息提供、信息筛选和信息反馈。[39]法院的合宪性解释应通过个案实践调和的方式平衡立宪主义与法制主义之间的冲突，在尊重立法意图的情况下，确保宪法的规定、原则、精神在审判领域得以最大程度的实现。

分离模式指法院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只有原则论证权限，没有任何不法论证的可能性，不法论证属于专司合宪性审查的主体。况且法院在适用合宪性标准判断法律规范是否与宪法相抵触，以决定是否提请有权机关进行裁决的过程中，就需要法官根据对宪法的理解对法律规范作出合宪性判断。合一模式指法院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既可进行不法论证也可进行原则论证，这主要体现在享有具体规范审查权或司法审查权的司法国[5]。其次，排除规范的违宪争议部分，选择合宪的解释结论（规范内容确定）。

[41]法院就算是能以合宪性解释的方式参与到宪法的实施中去，也必须遵循法律解释的一般性原理，更不能置立法者的立法评价于不顾，合宪性解释需在规范所能容纳的文义范围内寻找到宪法和法律的意义联结。与之相反，法院在审判型合宪性解释中，享有完整的原则论证权限。

[19]冲突规则，被称为法律适用的规则、法律选择的规则或准据法，是用来指明法院在裁判中如何选择和适用相冲突的法律规范的规则。审判型合宪性解释，是法院针对无违宪疑虑的法律规范或法律中的可解释性规范所作的合宪解释，意在实现宪法的个案规范力。[36]由此看来，不考虑个案事实的规范主义路径割裂了规范适用的事实取向性，忽视了不同个案中案件事实的差异性，不符合法院裁判的具体争讼性、个案事实关联性、适用程序性等要件。王锴：《合宪性解释之反思》，载《法学家》2015年第1期。

[25]参见张明楷：《宪法与刑法的循环解释》，载《法学评论》2019年第1期。虽然立法者和法院都是宪法具体化的适格主体，但立法者根据宪法享有具体化的优先权，倘若法院作出与立法者意志全然相悖的合宪性解释，意味法院在主动塑造法律，不仅侵犯了立法者的法律制定权，也取代了立法者之于宪法具体化的优先地位。[20]基于宪法作为控制规则和冲突规则的合宪性解释主要包含两种情形：一种是协调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法院通过宪法对整体法秩序的放射性效力，协调不同法律规范的评价性冲突，可防止体系破裂与体系违反情形的出现，使不同立法者的立法评价都能与宪法的规定、原则、精神保持一致，并从中得出一个符合宪法的解释结论。[13]参见许瑞超：《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的范畴与本质》，载《交大法学》2021年第1期。

法院在审查型合宪性解释中的不法论证只具有程序性解释效果，不能用于案件的审判。[37]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01行初128号刑事判决书。

[24]王旭：《行政法律裁判中的合宪性解释与价值衡量方法：对一个行政案件法律推理过程的具体考察》，载《行政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127页。结果取向的合宪性解释表明了法院的裁判结论也须接受合宪性的检验。

当然，结果主义论辩与一致性论辩也存在交错关系：用于衡量裁判结论是否正当的那些标准，恰恰是蕴含在合宪法秩序中的那些客观价值。如在文艳君诉郑杰恒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中，本案二审法院就指出在难以确定谁是责任人时，应采用结果主义的判断标准，从而对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作出实质性判断。许瑞超，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助理研究员。规范取向的合宪性解释方法包含以下几种不同模式。实践中，审判型合宪性解释的这两个三段论逻辑模式紧密结合。夏正林：《合宪性解释理论辨析及其可能前景》，载《中国法学》2017年第1期。

（一）规范取向的合宪性解释 规范取向的合宪性解释在于探讨法律适用的大前提（法律）与宪法的关系。[12]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法规备案审查室：《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理论与实务》，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年版，第108-114页。

法制主义的主张者认为，立宪主义将宪法变成了一种超验性的、实质性的伦理价值秩序，合宪性解释可能沦为法官价值专断以及法官造法的工具，极易破坏法秩序的统一性、安定性和可预见性。（二）结果取向的合宪性解释 结果取向的合宪性解释在于探讨法律适用的结论（裁判结果）与宪法的关系。

法院必须依据不同规范所针对的不同社会现实生活领域去理解个案事实中宪法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法院在判断所适用的法律规范是否与宪法相抵触时，不可避免地要借助合宪性解释方法来对法律规范的合宪与否进行判断，此时的合宪性解释是作为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提请裁决义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审查要求权的内在构造存在的。

[32]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申253号行政裁定书。法院有权将（也必须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理导入法院裁判之中，作出符合基本权利保护意旨的裁判结论。作为合宪性解释理论来源国的德国，其联邦宪法法院常借助按照宪法的合乎宪法的基本权利的放射性效力基本权利与一般性法律的交互性影响等以宪法为取向的法律解释方法，来表征宪法在一般性法律适用中的作用。第二，法院作为案件的审判者与个案纠纷的解决者，说明法院的合宪性解释必须洞察宪法与待决案件事实的联系。

[38]法院的合宪性解释必须顾及立法意图。以个案事实为取向的解释论构造强调应然和实然是两个层面的问题，要求法院应将事实认定过程中所涉及的法律问题代入法律的合宪性解释中去，从而避免陷入一种先验的、形而上的甚至是封闭性与排他性的规范主义误区，实现法律合宪性解释在个案中的融贯性。

法院：宪法→法律规范的解释与适用→裁判结论（原则论证）。审查型合宪性解释，是法院针对有违宪疑虑的法律规范所作的合宪解释，内附于法院的提请裁决义务、最高人民法院的审查要求权之行使，只具有程序性解释效果。

[8]也有见解指出，因法院的合宪性解释并不涉及法律规范的合宪/违宪判断，倘若法律出现了适用违宪的强烈嫌疑且法院无论进行文义转换还是择一适用都无法获得合宪的结果时，法院是不能进行合宪性解释的。从积极意义上看，基于宪法作为解释规则的功能，法院不仅能够将宪法的规定、原则、精神导入部门法之中，也可确保部门法的发展与宪法保持一致。

第二，审判法院通过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判断，决定是否将诉讼当事人的合宪性审查请求层转至最高行政法院和最高司法法院。结果取向的法律解释，是结果主义或结果正确的体现。同样的，以宪法的有权解释主体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来否定法官有审查意义上的合宪性解释的见解，亦可商榷。宪法规范的开放性和流动性，表明了宪法规范（应然）与宪法规范所涉及的事实（实然）并不是一种严格对立的关系，法院对法律的合宪性解释需要考虑到动态的个案事实情况。

2.维护法秩序统一 与其他类型的法秩序统一维护不同的是，合宪性解释对法秩序统一性的维护是根据宪法约束法律的解释或确定冲突规范的选择而实现的，宪法不只是通过规范的合体系性论证影响了法律的解释与适用，还发挥了作为控制规则和冲突规则的作用。参见[德]Christian Starck: 《宪法解释》，李建良译，载Christian Starck: 《法学、宪法法院审判权与基本权利》，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314-315页。

[14]与法律适用的逻辑结构相似，宪法在审判领域中的实施同样是一种三段论的逻辑模式，包括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三个部分：宪法（大前提）→法院裁判中所欲解释的法律规范（小前提）→法律规范的合宪解释结论（结论）。审判型合宪性解释包含宪法司法实施和一般性法律适用两个层面的内容。

本案原告邓桂英长期生活在农村，虽年事已高，子女也已成家，但一直依赖自身，坚持田间耕作，并作为其主要生活来源，由于交通事故受伤，不得不停止劳动，其收入减损是明显的。本文主要围绕这两个议题展开。